第514章 发薪日

木子蓝色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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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山东。

    登州港,如今越发的热闹起来,甚至连水城的海门都加以扩建,能容纳更大的船进出,水城围起来的小海里,更是停满了船舶,甚至因为容纳不下, 现在水城另一侧又修建了两座水寨和码头。

    在府城、水城外,还新修建了一座土城和一座棱堡,增加了不少炮台。

    七月流火,但赵贵并没有感受到什么凉意,天依然热的跟火炉一样,就算是海边的风,也吹不散那热气蒸腾。

    神武镇负责镇守登州,做为神武镇总后勤处的官员,赵贵兄弟俩也一直在登州这里忙碌, 不仅仅要负责神武镇的后勤粮饷,还得协同御营总后调度到港的粮饷,并分拔转运等。

    忙碌总是好的,因为北伐的顺利,以及工作的勤恳用心,他已经由正八升到了正七,换上了深绿色的官袍。

    连堂兄赵福都升为了从八品。

    今天又是个特殊的日子,月半发饷之时。

    每到这个时候,总是总后官员们最忙碌的时候,好在银钱已经提前清点过了,手里有银子,心里不慌,要不然也不知道要如何对面被欠饷的弟兄们。

    “还是老规矩,按营头顺序发放, 一营营来, 一会总镇、副镇、总监、总参、各协标参将游击守备们都会一起来监督发放,不要出差错。”

    现在赵贵也已经是能独挡一面了, 在神武镇总后勤处里负责财务这块, 总后下面有财务、运输、粮草、医护、营房几个部门,其中财务自然是最重要的,赵贵掌管着全镇的钱袋子,赵福则管着粮草,兄弟俩是总后勤处老张的左膀右臂。

    若是在崇祯年间的军队里,如果是负责后勤粮饷这块的文官,那是个肥的流油的差事,管着一万多人马的粮饷,能坚持个一二年就能发笔横财告老还乡了。

    不过赵贵却一文钱都不敢贪也不愿意贪,不是他有多清高,而是整个御营都是这种气氛,也没有这种环境,况且他当初快饿死时是天子是御营救了他一命,如今还能在浙东安家,他不会去做那种蠢事。

    其实就算是御营的粮台后勤里,一直以来也不缺这种蠢人,伸手的人很多, 但还从没有伸手不被抓不被砍的。

    天子在这一块, 是豪不留情的,军官敢克扣兵饷, 后勤官员敢贪污,那都是个死。

    贪污克扣的每一分银子,最后都要被追回来。

    之前有个家伙就贪了,他官职还不低,从三的分巡,已属要职,因为他是山东孔家的人,主动来投,以前也是任过知府,所以在山东安排了个登莱青忻分巡,这可是小巡抚,权力极大,提督军务兼理粮饷还负责赈济灾民等等,钱粮物资经手很多,然后这家伙居然贪污。

    最后查出来贪污了总共折七万多两的银粮物资,皇帝亲自过问,各部会审,最后证据确切,皇帝亲自下旨,也不管他是什么圣人之后,命令将他处死,甚至抄他的家。

    虽然曲阜还在清军控制之手,但这孔分巡在山东登莱等地也有大量的田庄房屋商钱等,最后把能抄的都抄了,居然还抄出了四十九万多两银子的财产来。

    在抄孔分巡的过程里,有许多经手此案的官员、胥吏也上下其手,利用抄家各种侵吞孔府财产,明明本来是近五十万两财产,他们最后报上来个五千多两。

    结果这事又引发了更大一轮的皇帝彻查,牵连出大批山东新降官吏甚至是地方豪强勾结,最后孔分巡的近五十万两财产都追回充公,牵涉案中的那些胆大包天的贪官污吏们,也一同治罪,又抄了一大批,

    还抄出了一百多万两价值的财产,可就算如此,居然还有人头铁敢对这些人的财产动手,然后又被连根拔起,苍蝇拍了一堆。

    经过这个孔分巡案,可以说是对山东这边的官场极大的震慑,让这些新归附的官吏豪强,特别是在山东有特殊地位的孔家,也极受震撼。

    谁能想到这位皇帝态度这么坚决,甚至手腕这么强硬呢。

    他们自以为能够狼狈为奸,沆瀣一气,欺上瞒下,谁知道皇帝在情报这块能力极为突出,传统的厂卫如今仍然活跃,而侦缉司、采编所、军情处甚至职方司等各部门,也是搞情报好手。

    他们自以为瞒的住,实不知一举一动全在掌握。

    经过这次大案后,山东这边贪腐情况要好的多,但并不能根绝,总有那些贪财又不怕死的家伙雁过拔毛,而朝廷也是不遗途力的打击着。

    御营的总监察处,地方上的总督、巡抚、分巡,甚至特派的巡按御史等,都在盯着,发现一个处置一个,绝不留情。

    皇帝有句话说的很直接,现在是战争时期,所以使用军法,这里更是前线,将士们提着脑袋为国战斗牺牲流血,绝不允许有那些官员还在后面贪污克扣这些流血牺牲的钱粮,不管是武将还是文官,零容忍。

    现在御营的军饷,都是直接由后勤直接发放,镇的后勤,从行营后勤那里对接领饷,再分发下各营,直接发到士兵手里,其它军官们不能直接接触,只能监督。

    所以现在御营想像以前那样吃空饷、克扣饷钱也难,银子不过手了。

    发饷前。

    赵贵再一次巡视银仓,查看那些贴着一张张封条甚至挂着铅封的银箱,这上面层层封锁,以保证这些饷银的安全。

    每过一遍手,都要认真核对点验签收,有半点对不上,上一关的人都得全权负责。

    以前崇祯时,朝廷向地方加派军饷,地方官趁机各种加派,什么火耗、运费,甚至耗上耗等等,本来一亩加征二分银,可能最后实际征了三四分甚至四五分,而最后缴到朝廷国库里的银子,反而不足数。

    等朝廷又要挪用一些,最后调拔部份到军中,结果还没出京,就已经少了许多,被惯例分走了,有的是挪作他用,有的是公然减拔,还有许多直接就分了。

    银子一级级下拔,雁过拔毛,不断的被挪用克扣,最后朝廷拔二百万两银子下去,到了前线军中,可能已经不到二十万两了。

    最后底下军官们甚至还要克扣,于是真正到士兵手里的已经没几个钱了。

    百姓负担了所有,甚至超额负担,结果钱没到军人手上。

    这就是崇祯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,征税不合理,没征到该征的人头上,全让无力承担的小老百姓过度承担了,然后征上来的钱被贪污腐败严重,最后钱没有几个落到了实处。

    相比之下,御营要好的多。

    归根到底,绍天朝廷行事,其实完全就是一个大号的军阀,在浙江台州起事,是皇帝一手拉起来的,从开始就摆脱了朝廷的那些框框架架,也摆脱了那些官僚集团的绑架。

    说句简单点的,朝廷有专门的科道言官,就是都察院和六科,都察院是台官,主要是监督百官的,而六科的给事中,主要是握有封驳之权。

    奏章由六部等经通政司交内阁拟票,然后呈送皇帝,再由司礼监批红,再交由内阁,内阁再交给六科。

    六科审核同意后再抄送六部等执行。

    在这个程序里,六科掌握的权力其实就相当于唐朝三省六部制里的门下省的大权,他们对皇帝的旨意,有封驳权,就是如果觉得不对,可以驳回,拒不下发执行。

    得改。

    改了还不行,仍驳回。

    这个权力很大,因为是直接对圣旨的封驳权,而明代一直以来的内阁票拟、司礼监朱批的这套办事模式,其实是代行天子的决策权。

    正因六科权力大,所以明朝末年的党争里,这些六七品的给事中,却总是能够纵横朝堂之中,搅风搅雨。

    连皇帝都奈何不了这些人。

    因为他们是科道官,是谏臣,更因为他们手里握着封驳权,一言不和,就跟皇帝玩封驳,皇权都被大大制约着,这些人再搞起党争,那就更让皇帝都头痛。

    可是在绍天朝,完全就不一样了。

    朱以海处处都把持大权,比如说最重要的决策权力,表面上还是内阁和司礼监,他们仍掌有票拟和批红权,可实际上真正的中枢决策权,是朱以海亲自决策,他搞了个总理处,招来一些心腹大臣授予头衔,大事跟他们商议决策,然后总理处可以直接起草诏令,并向内阁六部等传旨。

    这相当于什么?

    相当于唐宋时的政事堂,相当于中书门下,相当于中书舍人的草诏权,决策草诏都握在了手里,内阁和司礼监其实已经被架空了,皇帝的权力空前集中。

    六科虽然还在,但朱以海同样规定,总理处根据皇帝旨意草拟诏书,可以直接下达六部诸司和各省地方、军队等,等于是完全不用经六科封驳了。

    他们没权封驳由总理处发出的旨意。

    六科言官们失去了最重要的封驳权,那就再没有了制约皇权,敢跟皇帝说硬气话的资本了。

    六科现在只能盯着内阁、六部的执行。

    再加上皇帝直接掌握着自己一手建立的御营亲军,所以过前大明百官们屡试不爽的那套绑架朝廷,绑架皇帝的办法,在朱以海这里彻底不得行了。

    就好比各地的税赋,传统的田赋、丁银仍由地方官府征收,但工商税关税以及厘捐这些,已经由专门的税务厅征收。

    在各省新增设了税务厅,各府设税务局,县设税务房等,条条和块块的区别。

    他们甚至还有专属的税警。

    这相当于以前盐法道、督粮道、水利道等改变而来,过去分守分巡兵备海防诸道,直接改为了分巡一道,提高等级,加强权力,使之成为管理数府的小巡抚,完全在知府之上。

    而原来的一些其它的杂道,则整编成各种专门的厅,直接隶属于巡抚,垂直分管府县的专业事务。

    地方官员,在税务这块,只能直接征收管理田赋地丁银,其它的税务由税务厅直接管理征收,形成了地税和国税两套系统。

    地方官征收的税务,部份留存使用,部份起运上缴。

    而国税部份,各地税务厅直接管辖征收,有税察营强力保证,所征缴的税收也不过地方手,直接起运,甚至特殊的关税、厘金这块,还是由军队直接代征收的。

    这些都使的地方官府对税的插手能力减弱,税赋钱财都不过他们手,想贪也难。

    而税务厅局,属于各省特别派出衙门,管理上垂直管理,相应的比原来各地府县征收的情况要好很多。

    这些税征收、上缴,然后调拔,发放,都与过去是不同的一套模式了,而皇帝能实行这一切的根源,就是他掌握了真正的权力。

    什么是真正的权力?

    就好比崇祯虽然是天子,但其实他并没有掌握真正的权力,他的权力要通过官僚集团行使,而整个崇祯朝的官僚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,就算他们再内斗,他们也仍是一个阶层,跟皇帝不是一体的。

    朱以海却有真正的权力,因为他是由下而上,通过底层起兵一点点重新构建了权力层。首先是他自己建立的御营,掌握了真正的军权,军官们都是他一手提拔的,许多都出身普通,没有那么复杂的关系网。

    有了军队,占了地盘,然后重新替换了新的地方官吏体系。

    这就好比崇祯在北京说要加税,每亩加二分银,会有无数人反对,甚至最后银子多征了,朝廷却没看到银子,士兵仍然没发到饷。

    但如果一个占山为王的山大王,对山下的村民说按每亩要收两分银子保护费,却往往能够做到。

    甚至要立一些新的规矩,都可以。

    往大了些说,崇祯末年诸如左良玉、刘良佐、高杰这些军阀,在地方上要摊派什么钱粮,甚至要废立什么新规,却都能够很有效力,说到底就是掌握了真正的权力。

    这个权力,已经打破了和种掣肘束缚,打破了旧有平衡格局。